近年来，中岛敦在国内悄然热了起来。
中岛敦1909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四谷区箪笥町。祖父抚山是位汉学者，开设过汉学私塾，并著有《演孔堂诗文》《性说疏义》等儒学著作。父亲田人则是旧制中学的汉文教师，除了在日本国内多地担任教师外，还先后在京城（现首尔）、大连等地的中学任教，中岛敦也跟随其辗转各地。伯父端（号斗南，即日后中岛敦小说《斗南先生》的原型）承继了祖父的汉学私塾，还与中国清代大儒罗振玉多有交往，他对中岛敦的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
家庭的熏陶，造就了中岛深厚的汉学修养，令他对许多古典汉籍烂熟于心，并为其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固的基石。浩瀚繁穰的汉典古籍更是成为他挖掘写作题材、借古话今的巨大宝库。除了汉学功底，中岛敦也十分熟悉欧美的古典主义文学及现代主义文学，可谓博古晓今、贯通东西。
1933年，中岛敦从东京大学国文学科毕业后进入东大大学院（研究生院）深造，翌年因病退学，在私立横滨女子高等学校担任国文及英语教师，1941年退职。同年7月他进入南洋厅，以日本国语教科书编辑书记的身份被派往当时日本占领下的帕劳，后因不堪宿疴哮喘及当地的登革热于翌年3月归国，1942年12月4日死于哮喘病发。
中岛敦从中学时代即开始文学创作，却因缺少信心不敢投稿，自甘寂寞。1932年，东京大学在学期间，中岛敦曾在校友刊物上发表《有警察官的风景——一九二三年的速写》，描写在日本统治下朝鲜人的意识。但中岛敦正式以作家的姿态发表作品却是在1942年，经友人推荐，当年《文学界》杂志二月号刊载了他的《古谭》（含《山月记》《文字祸》两篇），受到文坛注目和好评，接着五月号又刊载了《光·风·梦》（原题《图西塔拉之死——五河庄日记抄》），此文一举成为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由此开启了中岛短暂的作家生涯，此后他又相继创作了《弟子》《悟净出世》《名人传》《李陵》《南岛谭》等。
从正式发表第一篇小说到谢世，其间不足一年，即使是在普遍如彗星般短命的日本近代作家群体中，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但其为数不多的作品的完成度之高和思想之深刻仍不容忽视。
中岛敦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觉醒及由此引起的烦恼为主题（《斗南先生》《变色龙日记》《悟净出世》《山月记》等），二是对生存于专制权力之下的人的生存世相的刻画（《李陵》《弟子》等），还有则是描写英国作家史蒂文森晚年居留南太平洋岛国期间由对原住民的一般同情到投身反抗殖民运动的成长过程（《光·风·梦》）。
《山月记》“翻案”自中国唐代传奇《人虎传》中人变虎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年代、地点、情节等与原作品大体相同。《人虎传》描写了皇室后代李徵向往仕途、追求功名利禄，但同时孤傲清高，不甘与世俗为伍，后因纵火烧人，违背封建伦理道德，而终沦为虎身。小说以志怪述异的形式侧面反映在封建社会中违背礼教终将受到惩罚，宣扬了因果报应的思想。
而《山月记》经过中岛敦的“翻案”则更突出了人性这一主题，通过对普通知识分子李徵怀才不遇又不甘沉沦的矛盾心理的刻画，揭示他内心并存的强烈自尊心和巨大的羞耻心，这种矛盾最终使他承受不了外界的压力而丧失自我。
在日本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作品是模仿中国文学作品创作出来的，被称为“翻案文学”。“翻案文学”一方面极大丰富了日本文学，对其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同时客观上也践行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中岛敦创作的“翻案”小说多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除了以小说方式解读中国文化、诠释中国哲学，显示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外，他的作品更着重以中国古代人物为载体，探讨在历史冲突下人物的选择及其命运，探究人性的幽暗与自我的存在，追问人的存在意义，从而充满了现代特质。
芥川龙之介曾说过：“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所谓历史小说，都不是以再现历史为目的……由于这个缘故，即使把历史事件写成小说，我对历史事件也没有多大的憧憬，我觉得比起发生在平安朝或发生在江户时代的事来，今天日本发生的事更值得重视。”芥川这段话明确地表达出，他以历史题材写小说，不过是将历史事件寓意化，通过历史人物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从这一点上讲，中岛敦的追求与芥川如出一辙。
中村光夫就说过：“在芥川初期的短篇小说中,中岛和他的表现方法完全一样。”他以中国及西方的古代传说、历史、传记人物与事件为载体，成功地写出了人物内心的葛藤与撕扯，纠结与绝望，带有批判性地观照现世中遭到抑制的人性，留给读者一定的思考余地。正因为如此，《山月记》《李陵》被认为是日本“近代小说的正道之作”“日本近代小说中的一流作品”。
《弟子》《李陵》《名人传》等作品也都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但是中岛敦在利用这些素材时加入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使得作品中的人物都成为悲剧性的角色。例如《弟子》中的子路一生都在实践孔子的仁爱伦理理念，为了履践职责平息卫国政变而慷慨赴死；《李陵》中的李陵、苏武、司马迁，他们都被命运捉弄，或苦闷孤独，或贫穷忧愁，或生不如死……中岛敦将无奈受降的李陵、遭受宫刑之辱的司马迁和幽禁于北海一隅牧羊的苏武这三个悲剧性人物置于同一平面上，详尽地描写各自的心理活动，这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绝对没有出现过，是中岛敦的原创。
而这样的“翻案”和再创作体现了他的文学意图：不愿被看作是单纯的“讲故事”，而试图在作品中表现人的命运之可悲，环境对人的行为及思维的决定作用，突出“不安”这个颇具哲学意味的思想主题，折射出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民众普遍拥有的不安与困惑彷徨心态。
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不安意识”几乎贯穿了中岛敦的所有作品。可以说，日本近代文学的终极使命就是确立和定义自我。在学习和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表现手法以及主题思想的过程中，身处都市化飞速推进、消费社会逐渐形成、世界大战迫临而社会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下的日本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瞄准现代社会尤其是都市生活，展示当时的市民生活实态及其内心的不安与忧虑。
中岛敦正是带着这种不安意识，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探索，而由于这样的探索,他的作品逼近了文学表现的核心——将人之主体性作为呈示对象，去发现人的内面——自我精神或主体性,并“试图发现对被称为自我意识的‘不安’的解毒剂”（本多秋五语）。
《山月记》
[日]中岛敦 著
陆求实 译
雅众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光·风·梦》是一部以19世纪末的南洋为舞台，描述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金银岛》《化身博士》的作者）晚年生活的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中岛参考了史蒂文森的书信等大量文献，但在素材使用上则进行了自由的取舍。中岛敦借由史蒂文森这个人物表达了对日本侵略政策和殖民政策的批判，对日本殖民者的优越感发出了质疑。根据有关资料，中岛敦在南洋期间的书信和日记中就表达了对日本殖民政策的不满和对原住民的深切同情，这与他在《光·风·梦》这部作品中所流露的思想倾向是完全一致的。
《光·风·梦》中的史蒂文森是个天才而病弱的文人，作者通过他着意表达一种无常、易碎的人生情结。由于中岛敦与史蒂文森具有相似的命运，他其实是以惺惺相惜的心态来写作的，他将史蒂文森当作了自我刻画的影像，“除了选中这条唯一的人生道路，将自己病弱的躯体和势必短暂的生命赌上去，自己不会再有其他拯救之途”。他在这部作品中倾诉了人生的种种诱惑，倾诉朝不保夕的生命感受：“在被死神那冰凉的手捉住之前，自己能够编织出多少美丽的‘想象和语言织成的锦帛’？”这既是史蒂文森的自我诘问，也是中岛敦对个人命运的追问。
对中岛敦的再认识始于战后《中岛敦全集》（1948年）的出版，在此之前日本文坛对他少有论及。由于他的多数作品完成时期不详，因而借由各作品的时间顺序及关联来对其作品的主题形成、作家思想的发展等进行分析研究比较困难。但从中岛敦存世不多的作品中，还是可以读出作者悲观的人生态度：在命运的恶意面前，个人的努力永远是徒劳的。他试图摆脱个人的不安，却始终摆脱不了时代给人们带来的不安。当然，他为了追求自我生存价值、摆脱命运而做出的尝试和抵抗，更是其作品永恒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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